论王海鸰小说的中国式叙事

林珊

【摘 要】Besides the pattern of "nearly cruel calmness" reveal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love and marriage in Wang Hai-ling' s novels, which has arousing people ' s deep thoughts, there ' s another reason why they are so popular is that her Chinese narrative, which conforms to the Chinese readers' esthetic habit and easily arouses the emotional sympathy. However, there are few people studying this Chinese-style narrative. The Chinese narrative which is integrated with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ainly shows in three aspects, i.e. the image-building of kindness, the modern deduction of gifted scholars with beautiful ladies, and the motif description of happy reunion.%王海鸰的婚恋小说之所以倍受青睐,除了她以"冷静而近乎残忍"的方式揭示出影响爱情婚姻的诸多因素而引起人们的深思之外,其小说的中国式叙事方式十分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容易引起情感共鸣亦是重要原因,然在王海鸰的研究中对此却未曾论及. 这种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中国式叙事主要表现在具有"尚善"特点的形象塑造、"才子佳人"模式的现代演绎、"大团圆" 母题的另类书写等三个方面.

【期刊名称】《龙岩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5(033)006

【总页数】5页(P104-108)

【关键词】王海鸰;小说;中国式叙事;形象塑造;婚恋模式;故事结局

【作 者】林珊

【作者单位】福建广播电视大学 福建福州 350003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7.24

近年来，王海鸰小说新作不断面世，从《牵手》《不嫁则已》《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大校的女儿》到《新恋爱时代》《成长》，每部小说均触动了社会的敏感神经。由于同名影视作品的热播，其小说更是倍受关注，引起热评。她的小说以民间叙事视角窥察芸芸众生，以“冷静而近乎残忍”的方式揭示当代人的婚恋问题(诸如：“第三者”问题、夫妻间沟通问题、城乡观念差别问题、女性自我失落问题、事业家庭两难问题、男权问题等)，引人深思，促人警醒。她亦被誉为“中国婚姻第一写手”“中国家庭婚姻小说第一人”。

随着王海鸰及其婚恋小说影响的日益扩大，学人对其作品的研究也渐由 “个案研究”向研究拓展。不仅探讨存在于小说个案中婚姻的“他者”与“自我”坍塌问题、小说的叙事艺术问题，还从婚姻伦理、爱情心理与性别文化等维度对其小说系列进行多方评述。笔者在阅读了诸多研究论文之后认为大多见解均能切中肯綮，但同时亦发觉王海鸰小说的中国式叙事方式具有独特性又十分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且在前人的研究中却未曾论及。故本文拟从王海鸰小说具有“尚善”特点的形象塑造、“才子佳人”模式的现代演绎、“大团圆”母题的另类书写等三个方面阐释其小说叙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特点。

福建师大教授孙绍振在其《审美形象的创造》一书中指出：“文学形象显然不由生活或者由话语一个元素构成，它是一种三维结构。是由生活的主要特征——以情感为核心的心理特征——文学形式的特征的一种复合结构”。[1] 9中国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而儒家首先提倡的是“善”，孟子曰：“人性善。”而“性善”即“良知和根本善”[2]165，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在中国文学形象的塑造之中，自古就把生活的主要特征——追求“善”与情感为核心的心理特征“性善”结合起来，塑造出具有文学形式特征的形象。可以说，“善”的精神总是渗透于中国文学之中。例如《诗经》的战争诗中就鲜有战场厮杀格斗的场景，而是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的吟唱中表达“善”的追求——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的祈盼、对家园的眷恋。我们很容易在这样的文学作品中找到我们这个民族“最善良”的品性的历史来源。正是在这样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王海鸰笔下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善”的追求尤为突出。

1.对善良、真诚性格的建构

王海鸰人物形象塑造中“尚善”的特点表现为对“善”的性格的建构。小说中少有所谓的“坏人”，她笔下的人物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不足，但都不失善良与真诚。从主要人物看，《牵手》中的夏晓雪，“聪明、自信还有清高”， 为了支持丈夫钟锐创业，可以搬出原来的高档住宅而“委身”于贫民窟， 她把事业成功的丈夫当做自己最大的精神寄托，相夫教子，任劳任怨。对家人与外人，她都充满善意。丈夫钟锐正直、善良、事业心强，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妻儿更好的生活。《中国式离婚》中的林小枫，是个热爱学生的语文教师。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她渴望把工作做得更好，但在丈夫工作忙、家中父母、孩子需要照顾时，作为教师的她选择离开工作岗位以避免学生的教学受到影响，作为妻子、女儿、母亲的她选择牺牲自己，以保全“家”的正常运行。她“望夫成龙”，害怕丈夫宋建平在国营医院无法施展才干，也担心家庭经济无法满足儿子上一流小学需求，竭力怂恿丈夫到外资医院工作，并承揽了一切家务。应该说，林小枫的愿望是善良的。丈夫宋建平，是一位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外科大夫，他并不愿意离开公立医院去私立医院追求高薪，对同事肖丽利用自己争取正高名额的事也不予计较，他也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新结婚时代》中的顾小西身为某出版社的编辑，聪明能干。出于爱，她毅然决然地与来自农村的何建国结婚并尽力地帮助何家人，出于爱，她甚至对何家一些在她看来不合理的要求作出让步，她是有爱心的好妻子。丈夫何建国朴实孝顺，对爱情忠贞不渝，事业上才华横溢，做家务也是一把好手。可是就是这些均属善良的“好人”的婚姻生活却并不幸福。为什么？王海鸰引导读者去研究存在于他们的婚姻中的种种问题，剖析他们不能尽“善”之处：假如夏晓雪不要过分地把事业成功的丈夫看作自己的依托而逐渐脱离了社会，把自己变成除丈夫、孩子、家庭之外什么都不关心的庸俗女人，以至于拉大了与丈夫的距离；假如林小枫不去追求所谓的“夫贵妻荣”而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须仰仗对方的给予”，最后把自己逼到了近乎疯狂的境地，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假若顾小西在发现丈夫何建国只要涉及到他的家人的问题时就出现异常，多些沟通，弄清何建国为何只要家里提出要求，不管合理与否，也不管是否有能力解决就一概答应的原因，亦不至于酿成许多不良后果。又或者丈夫们能对妻子多一份关爱，多一份温情，多一份坦诚，而不是自我、冷漠、逃避、隐瞒，亦不至于让妻子误解而纠纷不断。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王海鸰在人物形象塑造中的 “尚善”的追求，这些“好人”的“善”还不尽完备，还需要更多的建构，只有尽可能地完备人格中的“善”，夫妻的婚姻生活才能和谐美满。小说的这种中国式叙事方式十分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容易引起情感共鸣。

2.对理想的追求和高尚人格的坚守

王海鸰人物形象塑造中“尚善”的特点还体现为对理想的追求，对高尚人格坚守，这正是中国文学最可贵的特点之一。屈原在《离骚》中写到：“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好修”就是“尚善”，就是坚持美好的理想与人格。王海鸰深受这种文化的浸染，在她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坚持“善”的精神元素。《大校的女儿》中的韩琳，不同于夏晓雪、林小枫们，她对自身在工作中、生活中的坎坷、挫折不抱怨、不叫苦，而是正确面对，勇于接受挑战。被朋友抢了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她便在工作之余抓紧复习，参加高考。高考失败了，她便尝试创作，作品不被认可，她仍持之以恒。对于丈夫的背叛，亦不自怨自艾，而是勇担养育儿子的重担。在不断地写作与学习提高之中，她终于从普通的女兵成长为军内知名的作家、编剧。她以内心的坚韧与倔强肩挑家庭事业的风雨，成为有所作为的女性。农村兵姜土安在学业、事业上不断追求卓越。他考入陆军指挥学院，毕业后在工作中的努力使他的事业一帆风顺，成了一名指挥若定的师长。他结婚前就爱上韩琳，但他明白由于阴错阳差，使得他对韩琳的爱无法如愿，只能深埋心里。结婚后他绝不任情妄为而是坚守自己对于妻子儿女的责任。韩琳也爱姜土安，但当她明白时，为时已晚。于是这种爱便发乎情，止乎礼，远远地注视着他，为他的每一次进步高兴并默默地为他祝福。主人公这种对事业的执着，对情感的隐忍与道德的坚守，亦反映出中国文化“尚善”的特征。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普遍认同并向往“才子佳人”式的婚恋组合。然而王海鸰通过“才子佳人”模式的现代演绎，冷峻地剖析了现代婚姻中因“爱的能力”缺失引发的种种问题，发人深省。

1.“才子佳人”婚恋模式的建构

“才子佳人”的婚恋模式是中国文学爱情叙事的传统模式，男女主人公一般是奇才名士、绝代佳人，因为某种姻缘而演绎一段轰轰烈烈、流传千古的佳话。故事情节往往按一见钟情——私定终身——遭遇困难、努力抗争——花好月圆的线索展开。无论是汉刘向《列仙传》中的萧史与弄玉的神话故事、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民间故事，还是《西厢记》《牡丹亭》这样的文学作品，甚至到20世纪20年代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均大致沿用这种结构模式展开叙事。只要深入细致地研究王海鸰的小说便可发现，她笔下的婚恋故事亦可在这一文化传统中找到原型与线索。换言之，她的爱情故事可谓是“才子佳人”传统模式的现代建构。夏晓雪“大学四年，四年的校花”[3]7。其夫钟锐，大学毕业、方达电脑公司的IT精英，后成为自己公司的老板。他设计的软件产品颇受社会欢迎，事业上雄心勃勃，希望建成中国的“微软”、 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 教师林小枫，富有情调，气质雍容典雅。其夫宋建平，医学硕士，业务水平一流。生于高知家庭的顾小西，美丽大方，工作体面。其夫何建国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著名IT公司业务骨干，年薪十万(税后)”[4]2。《不嫁则已》中的护士谭小雨，皮肤白皙、年轻漂亮，穿条淡绿色的连衣裙“犹如立起了一株娇翠欲滴的百合花”[5]14。其夫刘会扬“属当下最标准的白领。研究生学历，现任某房地产公司销售部经理，年收入二十万”[5]38。《成长》中的记者安叶，聪明漂亮、活泼上进、文思飞扬。丈夫彭飞，空军飞行学院毕业、是个具有黄金之身的空军运输机飞行员、副师长。王海鸰小说中不仅男女主人公的婚恋结构具有男才女貌、才子佳人的模式，次要人物的婚恋结构也往往有这样的特点，如夏晓冰与何涛(《牵手》)、苏典典与肖立《不嫁则已》)、彭湘江与田海云(《成长》)等等。不同于古代“才子佳人”的是，他们并非都是一见钟情、私定终身，而是具有现代特点的自由恋爱、以爱为基础的正式结婚。然而，是否具备了“才”与“财”的精英与贤惠、聪明、美貌的“佳人”通过自由恋爱的结合就一定幸福？影响婚姻质量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2.对“才子佳人”婚姻模式的探究

王海鸰之所以选择“才子佳人”式的婚恋模式来建构她的小说，一方面，由于她的许多小说是由同名电视剧本改写而成的，而电视剧的创作要求契合大众文化的审美习惯与需求，以满足大众对美好婚姻结构的向往与追求，从而使大众获得情感的宣泄与心灵的愉悦。另一方面，王海鸰并没有停留在迎合大众口味的层面之上，而是对“才子佳人”这样看似完美的婚姻组合进行了深入探究。在王海鸰充满现代感的、冷峻的剖析中，我们发现，当浪漫退去，柴米油盐浮出之后，有的“佳人”退化为只知儿子与家庭琐碎而不思进取的平庸之辈(夏晓雪)，有的丧失自我，妄想夫贵妻荣而不得后变得偏执敏感(林小枫)，有的在事业与家庭中疲于奔命而怨声不断(安叶)，有的由于无法消除夫妻间城乡价值观念的差异、不堪生活的重负而对婚姻极度失望(顾小西)。而“才子”们呢？有的自我膨胀忘了夫妻地位、感情的对等(彭飞)，有的遭遇挫折而一度信心俱丧(刘会扬)，有的不满妻子的胁迫而逃避、冷漠(宋建平)，有的不满妻子变得平庸而移情别恋(钟锐)。王海鸰用形象告诉读者：爱情并非现代婚姻的充要条件，“才子佳人”组合也并非就一定完美，横亘于婚姻间的诸多问题，如果缺失了“爱的能力”就无法突破，就会把婚姻弄得一地鸡毛，不仅无缘于婚姻的美满，而且终将走向失败。正如反思之后的林小枫所言：“爱是需要能力的，那能力就是，让你爱的人爱你。”[4]291如果有了这种能力，婚姻中就会多一份宽容、宽厚，多一份理解、担当。有了这种能力，田海云能为彭湘江放下自己成为优秀外交官的理想，承受得起放弃工作与理想的痛苦，担起全部家庭责任，而湘江能在百忙的工作中为妻子买花，并在贵为师长之后仍一如既往地给予妻子尊重与爱恋；有了这种能力，林小枫的妈妈能包容她爸爸感情出轨的错误，把他的私生女小枫当作亲女儿养育，而小枫爸爸能勇于改正错误，与妻子相濡以沫；有了这种能力，顾小西爸爸妈妈能克服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互相扶持，一个成为有所建树的大学教授、一个成为医术精湛的大夫且感情深厚。小说通过两代 “才子佳人”婚恋的叙事，“让围城里的人把握幸福的秘诀，让围城外的人了解婚姻的真谛”[4]封底。其劝诫 、引导与警示，不言自明。难怪有评论说王海鸰小说是“中国婚姻必读手册”[3]封底。

王海鸰笔下的婚恋故事的“大团圆”不同于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大团圆”。 传统文学作品的“大团圆”是“恋爱——结婚(团圆)”式，而王海鸰是“结婚——离婚(或准备离婚)——走向团圆”式。这是王海鸰在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小说中的婚恋故事情节进行了独具特色的另类书写。

华中师范大学孙文宪教授认为：“母题必以类型化的结构或程式化的言说形态，反复出现于不同的文本之中；具有某种不变的，可以被人识别的结构形式或语言形式。”[6]70母题带着本民族文化的特色。 中国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论语·八佾》中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也，未尽善也。”在孔子那儿，“善”是比美更高一层的标准，美与善的结合才是完美的。受这种文化审美标准的影响，我国传统小说、戏剧常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作结，而少有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一悲到底的叙事。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中樊家树与沈凤喜在经历了离别的痛苦与种种磨难之后终能喜结良缘终成眷属。有的故事，如唐元稹的小说《会真记》(又名《鸳鸯传》)本以崔莺莺悲剧——张生始乱终弃作结，但至元代王实甫的再创作——《西厢记》中，照顾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审美心理与习惯，改成了张生、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文学代表着一个文化人群的心灵秩序”[7]1在此可见一斑。中国文学将这种“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类型化因素称之为“大团圆”母题，这种母题又被中国文学的创作者以各种方式进行叙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大观园。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王海鸰将这种母题与现代婚恋故事结合，以王海鸰式的另类书写表达并引导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王海鸰说：“我对婚姻基本上持悲观态度。”综观她的《牵手》《中国式离婚》《不嫁则已》《新结婚时代》《新恋爱时代》《大校的女儿》《成长》等作品，全都贯穿着浓郁的悲剧意识和悲剧氛围。她笔下的男女主人公的婚姻总是危机重重，甚至已经失败：夏晓雪与钟锐在结婚7年后离了婚；林小枫与宋建平离婚协议已经拟定；要强的安叶与忙碌的彭飞已经分居；顾小茜与何建国虽仍爱着对方，但城乡间大相径庭的价值观念迫使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因脑部受伤得了“命名性失语”症之后极度自卑的刘会杨与谭小雨的婚姻也面临崩溃；姜土安与妻子因文化的悬殊而出现了种种的不和谐，甚至也想到了离婚……然而，深藏在作者灵魂深处的“尚善”精神总能让作者充分挖掘男女主人公走向“大团圆”结局的各种可能：林小枫被妈妈玉洁的情怀所震撼，懂得了“爱同时是宽容宽厚是通达”[4]291；宋建平目睹了妻子的转变后也不再逃避与冷漠，两人的爱情在那“深密忘我”的长吻中慢慢苏醒；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并表现出色的夏晓雪又恢复了自信，找回了自我，焕发了风采，让钟锐对她喊出了“我们三个必须在一起，一家三口在一起，永远在一起！”[3]345当何建国向顾小茜敞开心扉说出隐藏在自己心中的秘密后，顾小茜才恍然明白，深怀负罪感的丈夫何以对哥哥、父亲及家庭如此无原则地驯顺的原因，他们婚姻生活从此峰回路转；刘会扬和谭小雨在好心的保姆灵芝的帮助与成全下将重归于好；姜土安终于认识到妻子对家庭的担当后对她有了爱意……总之，他们已经破碎的婚姻或即将破碎的婚姻将走向“大团圆”。

在走向“大团圆”的过程中，作者没有过多地展示婚姻的浪漫与温情，而是重在揭示现代生活重压下男女主人公的焦虑与无奈，展示了婚姻的种种磨难及主人公经过痛苦的反思找出丧失“爱的能力”的原因，并描绘了他们尽力挽回破损婚姻的努力。如前所述，中国文化具有“尚善”的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婚姻中则是对团圆美满的追求与认同。这种文化认同深埋在作者的潜意识之中，又由于作者自身婚姻的不美满而更加向往婚姻的美满。不经意间，这种认同与向往便流泄于她的笔端。虽然她说过她对婚姻基本上持悲观态度，但她并不希望这种悲观影响读者，而是通过小说的叙事，让人物形象给予读者诸多启示，让读者以主人公为镜，审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建构自我形象中的“善”并坚守其“善”，并完备其婚姻中的“善”，不再迷失，不断克服生活的困扰，重新扬起希望的风帆。

综上所述，王海鸰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吸取了丰富的滋养，使她的婚恋小说有了更丰厚的文化韵味与文化承载。她在毫不留情地剥下了婚姻家庭生活浪漫、温婉、柔情的面纱，将沉重、残酷、琐碎的一面展示于世人的同时，也将“尚善”的精神与“团圆”的认同传与世人，让“围城”里的“才子”与“佳人”把握幸福的秘诀，让“围城”外的人们了解婚姻的真谛，不断增强爱的能力。由她的小说引发的争论与思考是其他婚恋小说难以囊括的，她在小说的创作路上的探索和努力难能可贵，她对婚姻爱情的洞察与解剖更令人钦佩。

【相关文献】

[1] 孙绍振.审美形象的创造[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

[2] 范曾.国学开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3] 王海鸰.牵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4] 王海鸰.中国式离婚[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5] 王海鸰.不嫁则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6] 孙文宪.作为结构形式的母题分析——语言批评方之二[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6).

[7] 李山.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