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在个体生活与社会行动之间

·路杨

作为中文系的一名文学教师，我的身边并不乏爱读书、想读书的年轻朋友。在“大学国文”或文学史的课堂内外，常有学生问及读书的方法：读什么？如何读？如何将阅读融入日常生活？读书又何以能够成为提升人生境界和丰富内心世界的途径呢？在我看来，“提升”或“丰富”已是后话，前提首先是“读”。如要将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如先将如此高蹈的目标从心理上卸下，不然反倒会令人望而生畏、开卷踟蹰。我们或许可以看看鲁迅和胡适提供了哪些经验。

阅读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侯雨杉 摄

鲁迅在《读书杂谈》中说，读书可分为两种：“职业的”和“嗜好的”。所谓“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皆因“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正因其不受限于具体的、明确的、功利性的目的，反而能够在阅读中享有心灵的自由。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者而言，最大的困扰或许来自“职业”对“嗜好”的异化，好在职业总有边界，嗜好却可以有辽阔的幅员。鲁迅就建议青年人“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科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胡适有篇文章的题目叫做“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盖因“读书无捷径，是没有什么简便省力的方法可言的”。在胡适看来，所谓“读书的习惯”也很简单：“一是勤，二是慎，三是谦”，针对的则是生活中容易滋长的惰性、粗疏和成见。因此，读书习惯的建立也是对生活积习的改造。鲁迅谈兴趣，胡适讲习惯，都是从生活本身进入阅读的门径。说到底，读书是一件朴素的事，却通往复数的生活。

就我所从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阅读”不仅是个体精神生活的重要构成，也是文学生产与传播的重要环节，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性的中介力量，包含着重启文学的开放性、实践性与公共性的可能。在小说《边城》的题记中，沈从文曾特别谈到“读者”的问题。在批评家、文艺爱好者、大学生和中学生之外，沈从文还特别看重这样一类读者：对于那些已经离开了学校，具有一定的文化能力，从事的工作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或者高深的学问并不相干，但又对中国社会的变动有所关心，想要认识这个民族的伟大传统与现实困境的“读者”，沈从文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他们一点“勇气”和“信心”。1936年，沈从文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在学院里的、文科、法科的学生之外，那些在实验室里的、理工科的学生，那些已经离开了学校在偏远的地方和基层工作的人们，也是新文学的读者，并且号召作家创造一种“对大多数人有益”的“经典”：既包括引导人们朝向健康、勇敢、合作、追求人类光明的经典，也包括能够增加人类的智慧和爱、提高民族精神、丰饶民族感情的作品。饶有意味的是，在走上新文坛之前，沈从文这样的经典作家也曾是生长在“边地僻县”的新文学读者。这意味着，现当代文学的创生与再生产，本就不曾局限在学院化、化的环境内部，而是从一开始就面向“大多数人”，面向处在大变动时代中的普通中国人。因此，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我们对“全民阅读”的重视，接续的也正是现代中国的知识人和文学者对时代、社会、民族的切身体察和责任感。如何通过文学阅读塑造读者，召唤新的青年，创造新的文化，这既是现当代文学创生时所内在包含的立场和能量，也是今天我们倡导“以天下为己任，为强国而读书”时需要思考和发扬的。

北大书店一角 黎潇逸 摄

如果对今天年轻人的文学生活略作观察，我们也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阅读方式尤其是可选择的媒介和资源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也并非简单的“碎片式”或“快餐式”阅读即可概括，其中包含的一些新的阅读习惯，也萌长着新的可能性。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喜欢并经常使用“微信读书”，其中的一大乐趣在于可以在阅读享其他读者对同一段落或文本细节的点评。类似于视频网站的弹幕功能，这些点评虽然可能打破阅读的连贯性，甚至有时带有较强的戏谑感和娱乐性，但也常常可以触发情感的共鸣或思维的互动。尤其是对于一些较难进入的经典文本，这样的阅读方式也建立了某种分享与共情的空间，联结起了无数孤独的阅读个体，使年轻的读者不至于陷入“独学而无友”的倦怠或困境。同时，新媒介的运用也未必会削弱传统阅读的空间及其有效性。就我对北大学生阅读状况的观察，校园阅读仍然很蓬勃。除去以教师、同门、研究性学习为主导的专题读书会之外，以学生、社团、趣缘社群为中心，以自我教育和同伴教育的形式展开的阅读活动仍然非常丰富且鲜活。由阅读到讨论到写作，甚至到更具实验性和创造性的艺术探索，都是在这些跨越线上与线下、多媒介、跨领域的阅读中生发出来的。

虽然阅读在根本上是很私人的事情，但当下青年人的很多阅读行为，比如近年来流行的读书群、读书打卡、读书播客、线上读书会等等，也正在借助新媒体的技术与平台，缔结一种富于情感互动和思维碰撞的“阅读的共同体”。虽然这种“阅读圈”的形成和具体运作，与都市语境下的文化消费存在密切的关联，但从青年读者的主观诉求及其选择的经典书目来看，又未尝不是出于对当下流行的碎片化信息摄取的警惕，以及对过度竞争带来的焦虑感和疏离感的某种“抵抗”。就文学阅读而言，今天的普通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经过普及化的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又天然地置身于网络和全媒体时代构筑的公共空间之中，其实构成了文学面向社会发生作用时的中间性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新一代读者的阅读行为、习惯和经验既值得尊重，也有可以进一步反思与拓展的空间。比如怎样从寻求信息搜集、知识获取、兴趣消费、情感疗愈的阅读，进入更富深度的自我涵养、社会观察和理性思辨，尤其是如何借助这些阅读行为中正在萌动的凝聚力和批判力，进一步将“行为”转化为“行动”，把“实感”落实为“实践”，将“常识”活化为“常理”与“常情”。换言之，新的媒介与传播形态也未必一定会导向文化的“断层”，有效的阅读仍然在发挥“诗可以群”的古老力量，帮助青年人努力突破自我的异化，恢复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切实关联，培植起具有现实感和能动性的主体状态。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

来源|《北京大学校报》第1715-1716期 第7版

责编| 李舒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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